卷一百八十六 (第8/10页)

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，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。年龄过了五十，不乞求仕进，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，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。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，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、榜样。”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，他力辞不就职。

    不久，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待入朝觐见之后，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。于是，他上疏说：“温习与智长，感化与心成。现在，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，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，使他们与之相处，以熏陶成性，潜移默化。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，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，而教化、修养之道不可不到。大概一日之中，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，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，那么气质变化，自然而成。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，劝讲圣贤之道，讲解罢留的标准，随时与儒士探讨，即使有些小的失误，随事谈出看法，日积月累，坚持久远，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。”程颐每次进讲，态度特别庄严，其中夹有讽刺、劝谏。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，就问：“有这样的事吗？”皇上回答说“：是的。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。”程颐说“：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，是作为帝王的要道。”

    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，冬至那天，百官上表称贺，程颐说：“季节时序变迁，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，希望改朝贺为安慰。”丧期结束以后，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、置办酒宴，程颐又说“：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，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，现今特设宴请，是喜庆的事情。”都据此照办。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，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，并说：“皇上不临朝上殿，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。况且皇上有病，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？”第二天，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，询问皇上病况。

    苏轼不喜欢程颐，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、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，联合一起攻击苏轼。胡宗愈、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，孔文仲的指责、议论尤为激烈，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。好久以后，加封直秘阁，又上表谢。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，故被去官。绍圣年间，程颐被削夺原籍、放逐到涪州。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，当天就强迫他走，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，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，程颐没有接受。徽宗即位的时候，迁徙至峡州，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。卒年七十五岁。

    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，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，以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为指导，扩展到《六经》各书。行动举止，言谈缄默，都以圣人为导师，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，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，故最终得到了孔子、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，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。他的话的重要，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、吃的一样，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、崇尚他。他曾经说：“现今农夫历经严寒、酷暑与风雨，深耕土地，多次锄草，播种五谷，我得到了以它为食；百工技艺之人，制造了各种器物，我得到了以它为用；身披介胄的士兵，穿着铠甲，拿着武器，以此驻守疆土国防，我因此而得以安宁。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，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，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，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，希望有所补益。”于是撰著《易传》、《春秋传》以传于社会。《易传-序》说：

    “易，是变易，随时变易以适应道。我著书籍，内容广大，全部备有，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，勾通黑暗、模糊与光明、清楚之间的联系，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，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、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。圣人对后世的忧虑、担心，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。离古代虽然很遥远，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，然而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，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，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，从秦朝以后各代，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。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，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，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，这就是我写作这个《传》的原因。

    “《易》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‘：以论来显示其辞藻，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，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，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。’吉凶消长的道理，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，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，象与占在辞藻、变化之中。‘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，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’，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，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。最微细的是理，最显著的是象。体与用为同一源流，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，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，那么，辞就无所不备。故善于学习的人，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，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，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。我所做的《易传》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，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，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。”

    《春秋传-序》说：

    “天下的民众，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，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，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，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，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，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，然后人道兴起、流行，天道成立，地道安定。尧、舜二帝以上各代，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，随时都有所作为，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，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，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、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。到了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，历法都已具备，以子、丑、寅月分别为建正，崇尚忠直、质朴、文才的风气更盛，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，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。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，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，但多心怀私意，系胆大妄为而已。事情发生谬误，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；道的背离，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，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？

    “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，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，顺从天时、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，于是写作《春秋》，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。所谓‘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，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，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’即是指此。先世儒士的传记，子游、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，优美的语言是文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