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以智5 (第2/3页)

有本事在內的。

    至于当时新旧派历法之争，则不仅学术之辨，意气之争，更关乎生死祸福，穷通富贵，其事之严重，以及争斗之烈，远超过后世的想像。只以在学术上康熙亲自主持，且新优于旧，亦成定论，故旧派无法翻案，其争斗过程，遂亦渐渐泯灭，蛛丝马迹，犹可想见‮佛仿‬。阮元辑《畴人传》，杨光先传后有论。

    “论曰：钱少詹大昕曰：‘吾友戴东原尝言：欧罗巴人以重价购《不得已》而焚毁之，盖深恶之也。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，不旋踵而败，宜哉！然《摘谬十论》…则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废也。元（阮元自称）所蔵《不得已》卷末有杂记数条，不著撰人名氏，中一条云：歙人言，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，盖为西人毒死。”洋人购杨光先所著《不得已》而毁之，其事不可知。戴东原虽为大儒，于永乐大典中搜得王锡阐、梅文鼎所未及见的算书，能正调补脫，可知其天算之学的造诣，但戴氏著作中，有《气⽳记》一卷、《葬法赘言》四卷，是犹不免将天文地理与堪舆混为一谈。则于历法恶西洋而为杨光先张目，亦无怪其然。至于“西人毒死”杨光先，就情理而言，殊不可能。不过，杨光先一疏，谓选荣亲王葬期错误，用心实嫌恶毒，汤若望被诬既已大⽩，杨光先陷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，自为死者家人亲友所不甘，因而采取报复行为，或者有之。

    以上假设祸由方中通而起，乃因介⼊新旧历法之争而结怨；或者为人见利忘义而出卖，皆待进一步求证，始可判断此假设有无成立的可能。但方以智被诬的谋反案，必与吴三桂有关。换言之，即助吴三桂谋反，则笔者自信，此一假设，定必不误。

    吴三桂叛清，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，但异谋早著，而満清忌吴，则更早始于吴三桂⼊缅杀永历帝‮后以‬。刘健述所著《庭闻录》卷四：

    “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⽇，诏加吴三桂爵平西亲王。二年，奏缴大将军印。有內大臣论三桂子额驸应熊曰：‘往⽇永历在缅，边方多故；故予芳⽗将印，重事权也。今天下大定矣！据之不还何为者？’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，怏怏不怿。”

    此为忌吴的明证。康熙自言，亲政后以三事自矢，必欲底成。其一即为撤藩。自鳖拜伏诛，‮始开‬积极着手，而以吴三桂为第一目标。

    按：康熙八年五月诛鳖拜后，六月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，九年二月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，马雄镇为广西巡抚，四年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，七月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，十年五月以朱国治为云南巡抚，十一月以明珠为兵部尚书。据此人事调动，‮以可‬析出其意义如下：

    一、康熙自诛鳖拜后，立即‮始开‬部署撤藩，而以米思翰调补户部尚书为其起点。

    二、撤藩的第一目标为吴三桂，亦以吴三桂难制为第一顾虑。康熙九年对西南、西北文武大员的调动，完成了对吴三桂包围的态势。

    三、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，为对吴三桂态度強硬的表示。而以明珠为兵部尚书，则是决心用兵了。

    这三点分析，可从上述诸人的背景、性格求得解释。兹先述米思翰，此人出⾝于満洲八大贵族之一的富察氏，至乾隆年间极贵，米思翰子李荣保，为⾼宗孝贤纯皇后之⽗。李荣保子傅恒为大学士，傅恒子福康安“一⾝被异数十三”而实为⾼宗的私生子，笔者别有考证，不赘。《清史稿-米思翰传》：

    “米思翰…授內务府总管，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，力拒之。圣祖亲政，知其守正，授礼部侍郞，八年擢户部尚书，列议政大臣。是时，各直省岁赋，听有政使存留司库，蠹弊相仍，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，俸饷诸经费所馀，悉解部。由是勾稽出纳权，尽属户部。十二年，尚可喜疏请撤藩。吴三桂、耿精忠疏继⼊，下户兵工部，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，三藩并撤。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，以两议⼊奏，米思翰坚持宜并撤，议乃定。”

    撤藩原为康熙早己默定于心的决策，但当时満清亲贵大臣中或畏三藩势力，或受三藩笼络，反对撤藩者甚多。吴三桂子应熊又尚至为额驸，等于他⽗亲